他们把性归结为超越性的自然，把心看作是实现自我超越的体验主体，从而否定了道德人性的存在。

中国的形而上学确实不发达，中国哲学的思维和经验世界不可分，形上不离形下，形而上者不能不受形而下者的制约，但它不仅不否定有形而上者，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但人之所以为人，从根本上说又被归结为某种精神存在。

就认识层面上说，思维主体以实践的需要为依归，以实践的直接效用为目的，因此，实践始终居于首要地位，而认识或理性自身缺乏独立性和思辩性。作为思维主体的人，是知、情、意的统一，缺一不可。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或者说，心是人性的真正承担者。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人的精神活动或心理活动，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这是中国哲学思维同西方的又一个重要区别。

在认识世界和人生意义的问题上，确实又有意识还原的倾向，就是说，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并且把意识还原为某种本质的（或形式的）存在，由此决定了思维的基本模式或程式。而《易传》在提出继善成性的同时，又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恒卦则从两方面说明了这一主体特征。

它是从如何完成生命过程、实现生命价值这个意义上，也就是从主体实践的意义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是一种主体实践思维。《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朱熹语），这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易经》的意义世界主要是由卦、爻辞表现出来的，除了它的预卜吉凶的原始意义之外，其中更深刻的意义则是生命意义。这里提出主体思维，是否同整体思维有矛盾呢？我认为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八卦及其卦、爻辞都是围绕生命现象展开的。但是，在《易经》中，由卦位和卦时所表示的空间和时间，同样表现出主体性特征。

恒是指恒久不变的意志品质而言的，在某些情况下，恒则有凶，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恒而有吉，特别是在道德修养方面，恒的正面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相反，如果不恒，则有危难与灾祸。对于某些生命活动和行为规律，顾及何处为当，如能进行考察认识，也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九三爻不再讲龙而径直讲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又如复卦六五爻之爻辞说：敦复，无悔。

既然没有灾害，即不会妨害有关的事情，那就应该积极从事自己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于中国哲学未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神学以及机械论和数理哲学这一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心理学家荣格对于《易经》思维给予极高评价，并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思维。艮、兑象征山、泽，而山、泽正是生命活动与止息之所。

这里所说的敦，是考察的意思，具有认识和实践意义。这些都是对主体提出的要求，强调主体能动性，因而具有主体性特征。

而六四爻辞安节与九五爻辞甘节，则为吉。它的基本要素是（阴）（阳）二爻，二者的不同排列组织，便构成六十四卦。

这些信息是随时随地而变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互动的，不是受动的，这就是易之所以成为变易的重要原因。不事王侯未必有吉，但是能高尚其事，即高尚其志，则能完成一种道德人格，这已不是一般吉凶祸福所能范围了。前面所说的谦、恒两卦，就是明显的例子。这就是《易经》所以能够成为群经之首而在中国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史上享有最高地位的原因所在。《易经》固然属于经验综合型思维，但同样也要找出人与自然界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正表现出它的思维特征。[4] 意思是，如果没有恒久的德性，就不必占筮了，因为结果是明白的。

但是各种各样的节俭，以节俭为苦，则不可，故卦辞有苦节，不可贞，以及上六爻有革节，贞凶之说。坤是纯阴，代表地，以马为象，而马象征着地中所生之物，又能不断生息繁衍，因此，地并不是没有生命的荒漠之原，而是生命得以孕育和生长的源泉。

谦卦本身就是一个主体卦，卦义即指示某种道德品质。这类卦、爻辞所表现的思维，是不是天命有德、赏善罚恶那样的宗教思维呢？确实在某些儒家经典中出现过这样的命题，但在这样的命题中，有明确的主体，即施祝施福的主宰者，这就是天帝或神，但是在《易经》有关卦爻辞中，却没有这样的主宰者，主体就是人自身，人应当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因此，不能被归结为神报论的宗教思维。

《易经》中的象，本身就是知觉表象性的，其意义则是隐喻性的，它并不是纯客观的物象或现象。三爻、九五爻之观我生，上九爻之观其生，则是讲君子之观，故有利于君子

这正是孔子境界说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这一点也是值得指出的。这里所谓自由，不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或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而是对天命之德有自觉理解的意志自由。人只要知德，就能知命，知德就是知命，知命便是最高的心灵境界。

它不是某个具体条目或原则，而是整体性存在，即心灵之境。有这种境界的人，具有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而毫不退缩，孔子陈蔡绝粮而弦歌不止的故事，就是具有勇的境界的一例。

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前面说过，仁之所以成为境界，不仅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关怀，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体现了这种关怀。

他自己虽然做了，但真正理解他的人却几乎没有，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而是关于精神境界的问题。但情感又是多方面的，人有好色之情，如果能将这种情感用在好仁上，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我未见其力不足者。

天命既有道德含义，又有宗教意义，它是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是一位宗教改革家，其最大的改革就是以天德为天命。当然，这种真实情感并不局限于孝，孔子已经从人类的一般情感需要出发，考虑仁的境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单纯的勇者如果缺乏普遍关怀的情怀，则只能是一介勇夫。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的真正贡献就在于，他不仅提出了仁的学说，而且从知、情、意三方面考察了人的心灵活动，因而提出知、仁、勇三者统一的心灵境界说。毫无疑问，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又不限于此，他又把这种关怀同整个宇宙自然界联系起来，具有超越意义。

这里所说的思，则是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的实践思考，并不是理论思辩。这当然不是不要语言，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这种超越完全是主体实践的事情，但是也有知的问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29]。